| 西方人眼中的舟山——从档案史籍看几百年前西方人对舟山群岛的认知 | ||||
| ||||
历史追寻 西方人眼中的舟山 ——从档案史籍看几百年前西方人对舟山群岛的认知 王文洪 【编者按】中共舟山市委党校副教授、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特邀委员王文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掌握大量史料档案的基础上，精心提炼、辛勤笔耕成万余字的文章。本刊首次刊登，以飨读者。 自从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势力开始大规模进入东方世界，东西方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舟山群岛，这个东中国海上的明珠，在中西交往中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国际贸易口岸。几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共舟山市委书记梁黎明在《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四岛一城”[①]的发展目标，指出：“我们必须树立大开放的宽广视野，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提高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核心，推进舟山群岛新区的全域开放。”[②] 在全面推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背景下，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海洋思维，在全球海洋竞争的大格局中践行“开发开放、先行先试”的国家使命，充分认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是中国从大陆民族走向海洋民族、从大陆国家走向海洋国家的历史新起点。 一、从自然地理来看，舟山是“东海第一门户” 舟山地处太平洋的西海岸，欧洲则濒临大西洋。自古以来，海洋把两地隔开，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海洋又把两地连接起来。据最新研究，早在14世纪末，欧洲人已经获知宁波。意大利人鄂多立克(odoric，1265～1331)，最早提到了宁波，而欧洲地图《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则正式标注了宁波。[③] 1375年在中国是明朝洪武八年，当时舟山归属于宁波，建置“昌国县”。明代的《广舆图》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在其“浙江舆图”上，有舟山岛，但没有“舟山”之名，而注有“故昌国县”等字，但没有完整地绘出。受《广舆图》影响，1655年出版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中国新图集》上，出现了完整的舟山岛，并明确地标明Cheuxan lnsula(舟山岛)。在其《第九府·宁波》中对舟山有比较深入的记载：“定海县附近有个地方叫灌海门(Quonmuen)，这里有一块光滑的巨石矗立在海边，形状似圆柱。当有船从此地经过时，基于某种迷信，船员们总会向海里扔东西，据说这样才能保证航行平安顺利。”[④] 1703年，英国桑顿公司出版了一张舟山古地图，是一本英国航海地图的一部分。地图中称舟山为“舟山群岛”（The island of Chusan）或“大舟山”（Great Chusan），“Chusan”为当时“舟山”的英文翻译，据说跟舟山人的方言有关。地图准确地标示出舟山的地理位置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舟山的地理状况，描绘了舟山岛附近的地形，数据可谓相当正确：“各小岛都有，尤其特注出航道水深，县城外有兵营，金塘是被贬官员所居。”[⑤] 如从厦门航行到舟山有这样一些描述：“一路进舟山港，地名先是闽南话，然后变成宁波话，拼音法大概是先有葡文、西文、荷文，再加上各地方言，所以洋名都很奇怪。还特别注明哪里有淡水、浅滩。在甬江口注说：图上定海港口已有一英国商社。”[⑥] 从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早在马戛尔尼(Macartney 1737～1806)来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已经和舟山有过贸易，并已经对舟山海域进行了详细的航海调查，可见英国早在18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关注了舟山。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的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曾在舟山作短暂的停留和访问。时任马戛尔尼使团副使的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男爵在回国后撰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详细地记载了使团的来华活动情况。随马戛尔尼同行的有一位画家叫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824～1904)，他来华期间描绘了大量的风景风俗素描稿。后来英国著名建筑师、插画设计家、水彩画家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主要借用了威廉·亚历山大的素描稿，重新画了大清国的风景风俗，编了一部集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国地域风景、民俗风情画之大成之作。1843年伦敦费塞尔公司出版这本英文画册，题名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又据此翻译、出版了中文版画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通过英国人的游记与绘画，我们既可以看到舟山在那段时期的一些历史痕迹，同时发现当时世界是如何看待舟山群岛的。 在英国人的眼中，舟山是一个群岛，岛屿众多，海岸线绵长，水域宽广，水深浪平，具有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斯当东对舟山港口和水文条件记录得非常详细，对水深、航道、涨潮落潮留下了十分详细和真实的记录。“港口共有四个出入口通向大海，但在停泊处一个也见不到。停泊处好像一个周围环山的大湖，站在克拉伦斯号甲板上，简直看不出自己是怎样开进来的。港口由南到北一英里以上，有东到西将近三英里。涨潮在满月和新月时期，12点钟左右，潮高12英尺。潮水极不规律，随着风向和这样多岛屿所造成的漩涡而随时改变。”[⑦] 阿罗姆在《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一书中，指出舟山群岛的地理位置是华东门户：“舟山，形如巨舟，是中国的第四大岛，横在杭州湾上。有言道：宁波之防在舟山，舟山之险在定海。宁波是浙东巨镇，建在甬江上，有舟山本岛和舟山群岛作天然屏障。甬江口的镇海、舟山岛上的定海，成倚角之势，控扼着经舟山群岛到宁波和杭州湾的海上通道。定海有这样重要的位置，自然是东海第一门户。”[⑧] 阿罗姆还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对舟山的侵占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与海岛自然地理有关：“英国人早就调查好了航海路线，摸清了舟山的地形。他们知道，舟山岛是中国的第四大岛，形状酷似新加坡，而比新加坡更大。海岛的最近处离大陆十多公里，既可独立，又方便联系。他们的野心是武力占领，强行开埠，把舟山的定海变成第二个新加坡。”[⑨]在他们眼中，舟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条件为进行中外航运和贸易提供极大的便利，这对当时急于想和中国开展贸易的英国人来说，舟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佳贸易地。 在历史上，舟山作为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门户，在中国海疆版图上具有重要位置。今天从地缘政治来看，舟山群岛新区是我国大陆地区唯一深入太平洋的海上战略支撑基地。西北太平洋地区将在21世纪影响甚至主导全球发展方向，在“西北太”海域内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中国钓鱼岛、中国台湾地区共同形成一个接近规则的五边形，是东北亚通往太平洋从而走向世界的咽喉要道，而舟山群岛新区恰好处于五边形的核心位置，是西太平洋的“核心区”。 二、从经济地位来看，舟山是“中外通商的要津” 1526年（明嘉靖五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舟山的六横岛，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双屿港，时间长达22年。葡萄牙人商人、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z Pinto，1509～1583）曾到过舟山双屿港。他在游记中写道：“双屿港由对峙两岛构成，有海岸八处，最宜泊舟。”。这里，“又有风景优美之小溪，溪水味甘，源出高山，溪流所经之地，松、柏、橡树等小丛林，皆甚繁密。”[⑩] 在双屿附近居住的外国人，除葡萄牙人外，还有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商人，多时达3000人左右。他们来双屿港互市贸易。入夜灯火通明，一派繁荣，甚至港道拥堵，船只无处停泊。凡是运到那里的货物都可以获得三四倍的利钱。欧洲人的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平托称“中华帝国的双屿港”是16世纪东亚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 继葡萄牙人之后，英国人也开始对舟山产生兴趣。明朝末年，英国人第一次到达中国时，一开始的目标是澳门，但在与葡萄牙的争夺中遭到失败。随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市场更为广阔的长江三角洲区域，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舟山进入英国人的视野，并开始了英国长达一个半世纪对舟山的觊觎。1637年(明崇祯十年)6月，英王查理一世派遣东印度公司主任威得尔(John Weddell)率领5艘船舰去中国，并命令“如果发现任何机会就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我们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11]，接到指令后，便四处活动，选择侵占地点，其中之一就是舟山群岛。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期间，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有关舟山的就有两条：一是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二是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12] 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出以阿美士德(W．P．Amherst，1773～1857)为首的使团抵达来华，再次经舟山群岛北上到天津进京。临行之前，外交大臣罗加士里(Lord Castlereagh)的训令中也有“要求开通广州以北港口包括舟山”的内容[13]。在英国人看来，舟山一直是中外通商的要津，临近中华帝国第二大城市——杭州，为当时最大对外贸易港——宁波的外泊港。如他们在接近舟山的途中所见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停在此处的大约有1000只各种大小的船，很多的在打鱼，大一点的船在装运木材和其他货物……整个情况说明这里的商业发达，或者说明这里的人口众多。”还说：“这块地方的岛屿多，安全的停泊港也多，可以容纳任何大船。除了这点以外，这里还处在中国东海岸朝鲜、日本、琉球和台湾的中心地带。对于宁波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14] 另据西方传教士郭士立（C.Gutzlaff ,1803～1851）在《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中记载：“定海港是一个既深又宽敞的港口，有很多装满盐的船以及渔船来来往往，……当地人主要是商人、渔民和水手”。[15]1840年2月，英国海军上校义律致海军少将梅特兰信中说道：“舟山群岛良港众多，靠近也许是世上最富裕的地区，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在大不列颠军队的保护下，又有这样的地理条件，贸易不久必将兴旺发达，不仅与这个帝国的中心地区进行贸易，而且很快地能开拓与日本的贸易，……这个基地不久便会成为亚洲最早的贸易基地，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基地之一。”[16] 英国人叙述和描绘的见闻充满着新鲜感和好奇感，对他们来说，舟山虽然只是一座海岛小城，仍可令当时的英国人感受到中国的富庶。由此可见，英国人看中的是这里的港口和贸易功能，舟山是英国比较理想的贸易据点。 除了葡萄牙人、英国人对舟山的海外贸易有记载外，其他西方国家也十分关注舟山的贸易良港地位。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是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近代早期中国地理学研究专家。1868年他考察舟山时，立刻意识到这个地方最适宜作为德国人在中国的商贸军事据点，所以在当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自由港，在一个像普鲁士的国家手里，舟山可以得到一个使人推崇的地位”，“这个口岸是易于设防的，并且由一个舰队可以控制和华北及日本的交通”。他认为“在东亚获得一个固定的据点”是非常需要的，选择的地点无论如何要在中国海岸，最适当的地点是在长江口外，在那里有希望建立一个德国的香港，一个商业中心，它“不久可以将上海一部分商业拉过来，并且随着中国商业利益的非常发展将渐渐超过上海。一个这样的地方，同时也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那就是舟山”。[17] 它不仅可以使上海的商业，而且也可以使附近的宁波的商业归到它那里。它的中心地位可以保证它作为一个非常发达的转口地点。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海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是“海权论”的创始人。他在1890年出版的代表作《海权论》“以中国为中心”一节中对长江流域有如下论述：“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在“海权之要素”一节中指出：“……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他们还是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我们认为，长江口一带称得上马汉所说的“宽大与水深的良港”只有舟山港。 在历史上，舟山港作为区域环境独立，深水口岸发达，成为自由贸易港的条件十分优越。今天从海洋经济来看，舟山群岛新区成为国际物流岛、自由贸易岛、海洋产业岛、综合保税区的条件日趋成熟。舟山地处环太平洋国际运输主航道上，途经中国的7条主要国际海运航线有6条经过舟山，与亚洲的主要航运中心釜山、长崎、高雄、新加坡及香港等构成500海里等距离的扇形海运网络。舟山群岛新区是包括上海港、宁波港在内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枢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港”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大港”。 三、从军事战略来看，舟山是“极佳的军事指挥部”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英国侵占中国沿海岛屿的野心愈发膨胀。1830年，主要与鸦片贸易有关的47名英商一起上书英国议会，建议英国政府“采取与国家相称的决定，在靠近中国的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18]。英国政府接受了这项建议，但在具体的侵占目标上出现了较大分歧，锁定范围大致有香港、舟山、福州、厦门、台湾等，而在诸多目标中香港和舟山的呼声是非常高的。尽管占领香港的呼声甚嚣尘上，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1834年，曾任广州英国商馆负责人的厄姆斯顿(J．B．Urmston)、长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效力的传教士郭士立等人都极力鼓吹或者上书英国外交部，建议占领舟山[19]。“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1784～1865)，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对英通商，如果这一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则应在东海岸占据一岛，在岛上建立商馆并执行英国法律[20]。如果占领区位优势明显的舟山，那等于拥有了一个极佳的军事指挥部。巴麦尊也说：“该群岛为广州、北京之间的中途，接近可航行大江的三角洲，从许多方面考虑，适于作司令站，舟山同广州比较，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清政府所在地北京，占领舟山，不仅可以威胁中国最富庶的沿海各省，而且能够切断南北的海上交通，同时能提供良好的安全的船舶锚地，能防御中国方面的进攻，能根据形势加以永久占领，女王陛下认为舟山群岛的某个岛屿很适合此目的”[21]。英属印度总督奥克兰（Auckland，1784～1849）认为，要给清政府以“较深印象”，需“占领较北面”的舟山，“这样更能提供大运河与大海之间的交通控制权，以及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响” [22]。1839年，英国政府在正式发动对华战争的前夕，对具体的侵占目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会上提出了台湾、海南岛、厦门、福州、舟山等候选目标，经过激烈的争论，英国政府最终倾向占领舟山。1839年11月，由于英国海军上校义律 (C．Elliot)无视政府一再要求获得舟山或某个东海岸岛屿，最终选择了香港，巴麦尊对此勃然大怒，向义律训示：“陛下政府有意保有舟山群岛，一直等到中国政府各事都有满意的解决的时候止。”[23] 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下达作战部署，首先封锁珠江口，然后全力攻占舟山并作为军事大本营。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7月5日，英军向定海发动进攻，并于次日攻陷定海。这是中国领土第一次被英军用武力占领，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1841年4月，英军在定海民众的抗击下退出定海。为加强防务，清政府将定海县升为直隶厅，隶属浙江省。1841年9月，英军再度进攻舟山，定海总兵葛云飞偕寿春总兵王锡朋、处州总兵郑国鸿，率5800多名将士抗击，是为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定海第二次保卫战”，是役，三位总兵同日壮烈殉国。英军第二次占领定海后的第六天，即在定海设立政府，调守备丁尼士（dennis）总理一切事务。1842年1月，又宣布定海与香港为国际自由贸易港。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除了得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及赔款等条款外，第十二条还特别规定：“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1846年3月12日，两广总督耆英在虎门与英国公使德庇时（Davis，1795～1890）订立《退还舟山条款》,主要内容是：“英军退还舟山后,舟山等岛永不给与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略,英军应为保护无虞,仍为中国据守。”等。5月17日，英军从定海城内撤到海边。定海水师中营游击叶炳忠率兵跑步入城，分守四门，中国清政府的龙旗重新在定海城上飘扬，被英国军队侵占四年另九个月的定海终于再次回到祖国怀抱。 英国政府曾想割据舟山，成为英国的商业和军事基地。十多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轮到法国政府垂涎舟山了，西方政府的眼光何其相似乃尔。这一点，可以从法国将领当时的信件来往和回忆录中看出来。法国将领布隆代尔（Blondel）在他的《1860年远征中国记》中写道：“舟山是一个很适合卫生条件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已经具备有十分舒适的军事设施……我希望葛罗男爵（与中方签订和议的法方代表）能够和中国政府谈判一个条约，使我们能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点保留一切设备，就像英国人在香港所做的那样。”最迫切想要得到舟山的是英法联军中的法军司令官库赞·德·蒙托邦（Cousin de Montauban，1796～1878）将军，他多次写信给陆军大臣，申述占领舟山的好处。直至1861年1月，他在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还说：“我只能重申我在前面几封信中已经写� FCK__AnchorC" title="" href="#_ftn32" name="_ftnref32">[32]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1827～1916）在中国生活了62年，认为舟山群岛的两个岛屿值得一提，一是最大的那个舟山岛，岛上有十八条山谷；二是舟山岛的东边是神圣的普陀岛，以其佛教寺院而闻名遐迩。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Little，Archibald，Mrs. 1845～1926）在《舟山群岛游记》一文中，详细地记录了她对舟山一些岛屿的观感，从一开始“我们决定去舟山群岛海域寻找乐园，体会咸水环绕的新鲜感。”后来发现舟山的群岛之美：“在这片中国海岸，山峰和岛屿非常峻峭，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极为深刻。山坡上有的花岗石笔直高耸，有的已风化，突兀挺拔，远远望去，险峻不平，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遇到海市蜃楼的景色之美：“在舟山岛屿的宽阔港湾上，有一片中国村庄，在海市蜃楼中显现出一座美丽的城市，这座虚幻飘渺的城市让我们想起了澳门。通过望远镜仔细看，这种幻境更为壮观。”但愿这些岛屿可以保持原貌，成为第二个香港：“一座崎岖的小岛形成一道优美的拱门，海潮奔涌，十分壮观。我们现在靠近舟山大岛屿的东岸，这座岛屿高大葱绿，山谷间生长着茂密的树木，还有几座恬静的农庄。”由于住在长江三角洲泥淖平地上，不由自主地对群山环绕、海水之中的贸易港口十分向往：“我们如果生活在海港，站在办公室窗前，观看花园、公园、道路、果园和游艇，该是多么美妙！……旁边有一处美丽的海湾，坐落在两座岩石海岬的怀抱中。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休养场所。这座岛屿环境十分优越，山清水秀，供应充足，宜于居住。……这是我们在这片海岸所见过的景色最美的岛屿，我们觉得就其气候、环境而言，这是我们周围最好的消夏胜地。”最后，立德夫人建议附近的读者也学一学他们。如果有些人仍然住在长江三角洲，希望不要放弃在中国海域旅游的大好时机。[33] 近代以来，从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对舟山群岛的描述中，可以发现舟山是一个美丽的群岛，定海是一座和谐的小城，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适宜于旅游和居住。今天从海洋生态来看，舟山群岛新区是国际休闲岛、海上花园城。舟山拥有普陀山、嵊泗列岛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普陀中街山列岛、嵊泗马鞍列岛两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舟山群岛新区不仅是海洋经济新区，也是度假新区、休闲新区，目标之一是建设世界一流休闲度假群岛。 五、从宗教信仰来看，舟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聚焦点” 从18世纪中叶起，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遣人遣船进入舟山群岛，此地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当时，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商人的关系，水手中有大量的欧洲和中国基督教徒。基督教信仰，在鸦片战争前就从澳门、马六甲、长崎传到舟山。据平托《远游记》记载：“嘉靖年间，宁波港外的双屿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房屋千余间，有医院两所，天主教教堂六、七间。”[34]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宁波的开口通商,其外港舟山也就成了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最前沿。陈训正、马瀛编纂的民国《定海县志》记载，1923年，舟山地区总人口大约40万左右，而外出经商人数高达上万。由于孤悬海外，文教不盛，加之清末废止科举, 舟山民众对于以儒学为宗旨的科举考试并未趋之若鹜，大量人口外迁从商。舟山就是这样一个很实际的城市，这里士绅很少，人们不理会对外国人的文化歧视，只要能赚钱，无分中外。“外国人的存在可能会给舟山人的品味和需求打上永久的烙印。欧洲制造的小商品登陆舟山，给当地手艺注入了新的动力。因此，舟山人比他们的同胞至少先进半个世纪。”[35] 这也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舟山成为近代民族工商和外贸史上“宁波商帮”发祥地之一的原因。上海开埠早期的“三十六通事’(36个登记注册的外贸翻译，上海最早的买办)中，除了远道而来的澳门、广州人，就是临近的“宁波商帮”。舟山商人如朱葆三、刘鸿生、安子介、董浩云等，在对外经商中先行一步，在上海“十里洋场”上脱颖而出，同具有悠久外贸经验的广东商人、占据地利优势的江苏商人竞争，除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原因外，实在还有比较深远的历史渊源。 近代以后在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历史中,舟山群岛则成了一个重要的输入地，被西方人称为“基督教教区”。早在1841年,就有法国传教土顾芳济来舟山传播天主教，1852年因发生民众攻击教徒的教案，天主教传播一度受到影响，后再度发展。至1890年左右，新教也开始传入舟山。根据陈训正、马瀛编纂的民国《定海县志》(1923年)第四册丙志《礼教志第十三》统计，当时定海县属各教徒人数：佛教2649人，道教749人，洋教（包括天主教2281人和耶稣教667人）2948人，信奉洋教的“教徒”竟超过了佛教的“教徒”, 这说明了当地社会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洋教在舟山群岛的传播是比内地更为广泛的。通过传教士的日记、游记，我们可以看到舟山在那段时期的民众信仰状况。郭士立在《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记载：“我们在这度过了好多天，人们对上帝的需求每天都在增加。我们参观了其他几个属于舟山群岛的岛屿，那些岛屿也住满了人。这里宣传福音书遇到的阻力要比在太平洋的其他岛屿少得多。”[36]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1796～1857）详细记载了他们在沈家门散发传教手册的情况：“（麦都思）带着一大堆传教书籍登陆岸边，立刻引起了当地老百姓的围抢。说实话，他们为了得到书互相争斗。……但是，后来我们在村庄里穿行，发现那里的店主几乎人手一册，就好像我们挨家挨户散发的一样。”[37] 施美夫在《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一书中，通过接触的人物从天主教徒的角度分析了儒家、佛教和道教，认为中国人尽管表面上遵循该国各种宗教习俗，其实他们是怀疑论者，或是无神论者。他对自己的传教事业充满信心：“舟山作为传教努力的一个地域，……必将是大有前途，颇具吸引力。我们遗憾地离开舟山这个可爱的岛屿，但却怀着崇敬的心情，谦卑地接受上帝无形之手，是它指引着每个事件朝着神圣而荣耀的目的发展，造福于人类。”[38] 同时，西方人也看到，舟山是一个佛教圣地，随处可见众多的僧侣以及佛塔、寺庙等佛教建筑，因此佛教气息十分浓厚，当地居民大多信仰佛教，而且非常虔诚甚至痴迷。英国人描绘了定海城中的一个佛塔，对所绘的宗教建筑画有过这样一段说明：“中国人注重遵从道德和宗教的职守。这个国度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寺庙。每遇大事，人们必定要去祭祀。除寺庙外，几乎每家每户甚至每条船上，都要供奉自家的小神龛。中国的宗教意识和罗马教堂有相似之处：都有偶像，中国人的偶像被称为观音，她与圣母和圣子的特征十分类似，都是妇女和婴儿形象的雕像，也都是头顶后的背光四射，前面也日夜燃着蜡烛。相当多的中国人信佛，相信转世轮回，此生行善则来世极乐。他们认为没有信仰的灵魂会受到折磨，并影响到阴间忍受苦难的程度。”[39] 普陀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英国人很早就知道了，在斯当东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群岛之中有些引人入胜的地方，尤其是其中的普陀，被形容为人间天堂。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以后一些宗教信徒又去加以修饰。大约有3000个信徒在那里过着独身的生活。那里有400座庙宇，每座都附有住房和花园，和尚就住在这些房子里，寺庙的布施非常多。这个地方是全国闻名的圣地。”[40]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水手、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往来于上海和宁波之间，他们对普陀山更为熟悉。阿罗姆给我们描述了鸦片战争前后普陀山更为详细的景致：普陀山庙宇四百，僧侣三干。“在一个肥沃而狭窄的山谷之间，悬着一条豁口，可以直上高1000英尺的岛上最高峰。在清澈、甜美的溪水之张，躺着中国东南地区佛教的‘主教府’(Cathedra1)，供奉着观音菩萨。寺庙稳稳地坐落在位于两柱高高的旗杆之间的岩石之上。”[41] 立德夫人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整座岛屿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每块奇特的岩石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每座山谷都长满树林，建有庙宇，在形态各异的山岩间可以寻觅佛陀的踪影。”[42] 他们也指出，普陀山不是一个单一的佛教领地，历来是“三教合一”，极具包容性的信仰之岛。中国人是一个会包容的民族，不像他们自己那样狭隘。在亚历山大关于“普陀山普济寺”画中，寺庙右侧树立着一尊十字架雕塑，这说明普陀山上还曾有过基督教的痕迹。普陀山僧侣们大约对受到康熙皇帝关照的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劳作并不陌生。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是从葡萄牙澳门那里熟悉了基督教的信仰方式。在定海城公开销售的商店里，混有十字架，以及救世主和圣母玛丽亚像出售。另外，岛上还有许多小道观，供奉土地、关公、风师、雨师。岛上最重要的神像，除了观音，就是“天后”娘娘妈祖。我们知道，妈祖信仰源于福建蒲田，后来成为流传于福建、台湾、广东、浙江、江苏水手中的民间信仰，是保佑海上水手平安的天神。亚历山大曾创作过一幅关于妈祖庙的画，说明当时的舟山渔民、船工们对航海女神妈祖的信仰。 在历史上，舟山是中国通向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重要通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明朝中叶以后，舟山群岛成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碰撞，两种文明冲突的前沿岛屿，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天从海洋文化来看，舟山群岛新区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聚焦点、国际文化的交流热地。舟山拥有众多国家级的文化遗产，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有一定的知名度，是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者。舟山群岛新区通过弘扬海洋文化，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开展国际性海洋文化交流活动，打造在全国沿海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海洋文化基地。 主要参考文献 1、(英)怀特著，托马斯·阿鲁姆插图，刘佳、马静译．清帝国图记：古代中国的风景、建筑与社会生活．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 2、王和平．探析舟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3、俞强．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4、董瑞兴．鸦片战争在舟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5、石青芳．西方人眼中的浙江．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6、舟山市社联．研究与对策—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1988－1998）．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米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舟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1992 10、浙江大学沈弘工作室．舟山地区晚清和民国时期历史图鉴（内部资料）．2010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中译本为《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其中Chusan就是舟山。
300年前英国绘制的舟山地图
定海郊外
| ||||
| 打印本页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