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欧洲地图上的舟山群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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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刊登】 □ 王建富 18世纪前后，大航海时代带来的丰厚利益驱使西方列强开始寻找东方贸易的集散地，通过关注适合海上贸易的战略要地来谋划武力占领中国沿海局部区域，作为发展自由贸易港的选址。此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强国为获取中国沿海的地理、军事、政治和文化情报，利用官商结合的贸易模式对中国沿海进行了秘密的测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舟山群岛因优越的区位和优良的港口条件，成为西方人的重点关注和测绘对象，形成了精度明显高于中国版本，基本能满足大规模航行需要的航海图。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利用战胜国的优势和新近发展的先进测绘技术，对中国沿海多次进行了精确而详细的全面、系统测绘，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细的，包括了中国沿海全部区域的航海图体系。其中，舟山群岛作为英国人觊觎的重点对象，形成了7幅大比例尺高精度海图，最大比例达到1：20000左右，精确标绘了主要港口、航道的适航情况以及陆上地貌，重点区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概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人对舟山群岛的了解几乎达到了无所不知的地步。其中所含的深意值得探究，其设置海上贸易基地，发展国际物流业的思路，在今天中国建设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新时期，对我们仍有启示之处。 一、近代早期西方地图上的“Liampo”最初指的是舟山群岛双屿港 西方人对舟山群岛的最初认识和西方地图对舟山群岛的最早记载都源于被称为“Liampo”的双屿港。“Liampo”本是欧洲人根据“宁波”地名的闽南方言发音拼写的，形成于大航海时代初期，最早出现在葡萄牙人洛波·奥梅姆(Lopo Homem)于1554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因1524年～1548年葡萄牙人随华人和日本海商（俗称为倭寇）在时为宁波府境内的双屿港开展武装走私贸易，而将双屿港称为“Liampo”。这与葡人在命名澳门的情节上虽有很大的不同，但本质上有相似的影子。 葡萄牙人和欧洲人很早就对中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起先，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13～14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1游记和《曼德维尔爵士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的影响，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等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浙江是中国最富庶省份之一，盛产欧洲人喜爱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上述游记对浙江的描述多有重墨。根据游记的记载，欧洲人对浙江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很早就有了认识。但在明代早期和中期，欧洲人对明州更名为“宁波”一事尚不知情，在文献和地图的记载中仍称为明州。其中，被誉为“中世纪最好、最丰富完备的一幅世界地图”——《1375年的泰加罗尼亚地图》（The Catalan Atlas of 1375）全景展示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欧亚广大地区。在该图有明州（Menk）的记载，并比较正确地置于“行在”（即杭州）之南，刺桐（即泉州）之北。2在马斯特（Muster）绘制，1540年瑞士巴塞尔（Basle）出版的《亚洲地图》中，宁波也仍称为明州（Mengi）。而明州之所以出现Menk和Mengi的不同写法，则源于不同的作者对“宁波”发音的不同理解。在没有统一的中国地名译写规范之前，这是西方译写中国地名中常见的问题。 从15世纪后期开始，欧洲高度发达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并循着前人的记载，到中国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开启了通向中国的海上门户。从1513年开始，葡萄牙人先后到达广东和福建沿海。1523年（明嘉靖二年）5艘葡萄牙船攻打广东新化县西草湾，受到明军的沉重打击，损失舰船2艘，人员77人。于是，葡萄牙人开始北上寻找新的贸易基地。 与此同时，经历了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开始的禁海徙民之后，包括双屿港（今六横岛西岸涨起港附近）在内的舟山群岛多数海岛处于无政府管理的荒芜之中。1523年（明嘉靖二年），日本西海道大内氏使者宗设谦道与南海道细川氏使者瑞佐、宋素卿两个贸易使团在宁波发生史称“争贡事件”的使团争执，宗设谦道杀死了瑞佐，并乘机烧杀焚掠，杀备倭都指挥刘锦，掳指挥袁琏。为此，明朝廷罢撤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市舶司，禁止国家间的朝贡贸易，日本商人从此走上以沿海荒废岛屿为基地的海上武装走私贸易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六横双屿港因与宁波距离接近，海上交通便利，避风锚泊条件良好等因素遂成为日本人的首选贸易区域。1524年（明嘉靖三年），葡萄牙人在李光头、许栋、王直（一作汪直）等中国和日本海商的引导下，参与到双屿港的走私贸易之中。从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日本、东南亚商人纷至沓来，进行互市贸易，东南沿海粤、闽、浙、徽等商人也蜂拥而至，双屿港顿时成为多国贸易的自由港。经过20多年的走私经营，双屿由港兴市，由市建城，发展成为一个有人口3000人，房屋1000余座，有医院、教堂和市场的小城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港口之一。一艘艘坚固的货船满载着象牙、珍珠、犀角、香料和宝石驶进港口，又满载着华丽的丝绸、精美的瓷器和上好的茶叶缓缓驶出境外。 由于双屿港所在的舟山群岛当时属于宁波府治下，距离宁波又很近，外国海商的主要贸易货物大多由陆路到达宁波，转而由宁波入海到双屿港交易。因此，以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人将当时籍籍无名的六横岛和双屿港用他们已经略有所知，但又了解得不甚清晰的的宁波（Liampo）来指称。葡萄牙人在双屿港附近活动20多年里，虽然生意兴隆，贸易额不断扩大，但因随时需要提防明军的围剿，有的贸易也是流动的。为更好地开展航运贸易，他们利用贸易间隙对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进行了简易的实地测量，形成了宁波（Liampo）之角的概念。葡萄牙人洛波·奥梅姆(Lopo Homem)于1554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其儿子奥哥·奥梅姆（Diogo Homem)于1558年、1565年、1568年绘制的世界地图都将这个“宁波角”予以记载。对于这个“宁波角”，有人认为是葡萄牙人的错误认识——“错误地认为宁波位于一个突出的海角上，是中国海岸线的一个转折点，宁波以北是一个深入中国内地的一个大海湾”。3其实，这恰恰是葡萄牙人利用贸易间隙对附近海域进行实测的明证。原因有二：一是自山东半岛向南，中国的海岸线逐渐向东南突出，然后又向西南倾斜，这个拐弯处就是在宁波一带，而钱塘江口和长江口这两个巨大的海湾就在宁波向北的不远处。这说明葡萄牙人在双屿港开展走私贸易的20多年间，对于中国海岸的这个特点，已经有了明显的认识。二是在宁波甬江的出海口外，有一个巨大的岬角，这就是距双屿港不远处的穿山半岛。自穿山半岛以北，是一个巨大的呈喇叭状的杭州湾，在海湾以南，朝廷管理松散，葡萄牙人可以比较自由地航行、贸易、测绘，而这个巨大的海湾以北，当时属于南直隶省，是明故京畿要地，军政管理严格，葡萄牙人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少，无法进行深入的测绘。因此，这个“宁波角”是葡萄牙人及其他欧洲人对于宁波、对于双屿港定位的一个重要标志物，是他们航行中确定航向和目的地的主要目标。从某种角度说，这个“宁波角”，就是葡萄牙人对双屿港的定位角。 葡萄牙人在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期间，葡萄牙商人、传教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z Pinto，1509～1583）也随商船踏上了舟山群岛的土地，在1576年出版的《远游记》中，平托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双屿港期间的所见所闻。其中，双屿港名称均载为“Liampo”，这也是西方文献关于“Liampo”地名的最早记载。 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的指挥下，用武力剿灭了双屿港的武装走私集团，捣毁了双屿港，填塞了港口。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活动基本结束。但是，欧洲人对双屿、对宁波的印象自此随着平托的《远游记》和海商的航海图而留在记忆深处。直到17世纪，“宁波角”还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 二、传教士普哈的《皇明一统方舆备览》等地图上的舟山群岛 虽然，大航海时代早期，以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人在海上开辟了通往中国的新航路，并在杭州湾以南的双屿港及福建、广东等沿海开展了贸易活动，但是，欧洲人此时对中国的整体了解还是比较肤浅和零碎的。如反映在地图上，这个时期绘制的亚洲地图和中国地图的基础底图仍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精度极差，变形失真较大。如康达里尼(Giovanni Matteo Contarini)于1506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卢斯旭（Johannes Ruysch）于1507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奥特里斯（Ortelius）绘制，1584年于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初版的《亚洲地图》和《中国地图》（见图一）；麦卡托（Mercator）绘制，1606初版的《中国地图》；斯皮德（Speed）于1626年绘制的《中国地图》；杨松（Jansson）于1636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布劳（Blaeu1）于1636年绘制的《中国地图》等大都使用了相同的底图版本，都是未经实测的示意图，地物间相互比例关系失真，不同版本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地名的不同定位或不同的注记方式上。 1541年，由明代状元罗洪先继承和发展朱思本的《舆地图》编绘而成的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广舆图》刊印。随着《广舆图》的流传，西方的传教士、航海家对中国的疆域、地形和行政区划等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受《广舆图》的影响，或者说以《广舆图》的《舆地总图》为基础（见图二），西方人此后编绘的《中国地图》在精度上有了质的飞跃：形状更真实，地名更正确，定位更准确，特别是中国沿海海岸线和山东半岛等形状已经基本接近真实。如传教士普哈1625年编绘完成的《皇明一统方舆备览》（见图三），从总体上看，基本就是《广舆图·舆地总图》的翻译版，只是在海岸带附近等区域，结合了航海家的贸易经验、实测资料和各省的分图进行了细化。其中，有长江口、杭州湾的大致形状，但精度与《广舆图》相近。在对舟山群岛的绘制上，《皇明一统方舆备览》与《广舆图·舆地总图》一样没有舟山群岛的地名注记，但比先前的同类地图有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是反映舟山群岛的岛屿数量更多；二是舟山群岛的形状更加接近真实。与相邻的长江口和杭州湾相比，舟山群岛的形状也相对更精确。从中可见欧洲人对双屿港走私贸易的记忆。 从这个时期地图的变化，可以看出：此时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中的地理信息主要来源于明朝的地图，但对舟山群岛等区域，加进了他们通过航海和贸易获得的认识。 在众多的国外制图学家中，有一个人不可忽视。在16世纪下半叶的葡萄牙制图学家中，陀拉多(Femao vaz Dourado)并不太有名，甚至在多数地图学史的专业工具书中也难以找到有关此人的记载。不过，他是当时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知道得最多的地图学家。从16世纪60年代起，陀拉多曾在葡萄牙人的东方大本营——印度果阿生活。其间，他获知了关于中国沿海的大量资料，绘制了多幅有关东亚的地图。在一幅绘于1571年的东亚地图上（见图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南方标有“广东”(Camtam)，在浙江沿海，则标有“Liampo”(宁波)。4显然，作者此时只知有宁波而不知浙江，误将“Liampo”作为省名使用。除此之外，还标有“宁波”的城市名以及“Ancheo”(杭州)。在陀拉多的地图中，用暗红色大写注记表示省名，以黑色小写注记表示城镇或设有官方机构的海岛名称，用海域中的红色小写注记表示没有设立官方机构的海岛名称。在该图舟山群岛的位置上有6个注记，其中最北一个是红色的注记：“Mochosa”、中间有个黑色的“Chamxian”，南面有个黑色的“Chaposi”，通过从舟山群岛的地理位置、明代的古地名及宁波、舟山的方言音等方面分析，我们推测，“Mochosa”，就是马迹山；“Chamxian”就是舟山；“Chaposi”即《郑和航海图》记载的“昌国所”的音译，是对当时“中中所”和“中左所”的合称。 马迹山，是古人对今泗礁山岛的称呼，位于长江口南侧中段，是嵊泗列岛的主岛，也是当时南直隶省与浙江行省分界岛。马迹山名称产生于北宋以前，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七》等文献中已经有名称记载：“马迹山，在县东北九百里”。在明代嘉靖年间，马迹山是明朝军民和日本海商都重点关注的海岛。关于明朝对这个海岛地理位置的认识，清《康熙定海县志·卷三》曾引用官员的“海防集议”这样叙述：“浙洋诸山，沈家门居定海之东，相去二潮，乃宁绍之外户也；陈钱（即今嵊山岛）、马迹、羊山(即今大、小洋山岛)、大衢（即今衢山岛）尤为窵远，乃沈家门之外藩也。外藩设而门户固，门户固而后堂室安……”；“是故今日之设险，自内达外有三会哨：于陈钱分哨，于马迹、羊山、普陀、大衢为第一重……”；“如遇东北风也，（倭贼）必由下八（即今马鞍列岛）、陈钱、马迹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于苏松（今苏州府和松江府，即苏州至上海一带）……”由此，我们推测葡萄牙人对马迹山的认知可能来自于当时被称为倭冠的日本海商的口述，或曾与日本海商一起去过马迹山，但也有可能是参考了1526年的《杨子器跋舆地图》。 昌国，本是舟山群岛的古县名，名称产生于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其时朝廷从加强海防建设的需要出发，在唐旧翁山县地复置县，以“意其东控日本，西通吴会，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足以昌壮国势焉”取名为昌国县。1386（明洪武十九年）明朝廷对海域管理无方，实施封闭的“海禁”政策，迁海岛居民入内地。1387年，废昌国县，并迁原昌国县境内的昌国卫，至象山东门山岛，在原昌国城内改设舟山中中所和舟山中左所。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昌国卫迁到后门山，跨山筑城，周七里，领石浦前、石浦后、钱仓、舜溪4个千户所。 在古代中国地图中，1209年（南宋嘉定二年）成图的《禹贡所载随山浚川图》将舟山群岛及其附近区域载为岛夷；1185年（南宋淳熙十二年）成图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1307年成图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第八幅“浙江”图，均在舟山群岛的位置上载为“昌国”；重绘于1526年（明嘉靖五年）的《杨子器跋舆地图》载为“舟山中中”和“舟山中左”，并有“浦陀（即今普陀山岛）”、“马迹山”等岛名。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罗洪先的《广舆图》“舆地总图”载为“昌国”，“浙江舆图”载为“故昌国县”和“灌门海”。由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僚郑绪曾编纂，1562 年(嘉靖四十一年)刊印的《筹海图编》，在“沿海山沙图”浙江十一至浙江二十一，直隶一至直隶三，计14幅图中记载了舟山中中所、中左所、舟山港、普陀山、双屿港、灌门等数百个岛礁、烽堠、水道、山岭、岬角、巡检司等100多个舟山群岛各岛屿的地名，详尽至五虎礁、分水礁和舟山群岛最东端的“海礁山”等都有一一注明。在其中的《沿海山沙图·浙江十一》中，中国16世纪的自由贸易港——陆奥山双屿港名称、位置清晰明确。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起，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庞大的远航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经东海、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开展以宣扬明朝国威为主要目的航海出使活动。自1405年至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带领船队一共远航了7次，先后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船队内向船只之间，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雨雾天，配以铜锣、喇叭和螺号通讯联系。郑和航海期间，通过简易测绘和中国画的山水画法将沿途地物进行描绘，绘成了后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该图约成于1425年(明洪熙元年)至1430年（宣德五年）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郑和航海图》以南京为起点，沿中国大陆东海岸，最远到达东非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所收地名500多个，是1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记载亚非两洲内容最丰富的地理图籍，对于引领世界航海业具有重要作用。出现在郑和航海图中的舟山群岛地名有昌国所（在舟山岛上，即中中、中左千户所），滩山（今滩浒山岛）、浒山（今大白山岛）、大七（即今大戢山岛）、小七（即今小戢山岛）、青屿（在七姊八妹列岛，今作渔山青屿）、尼山（即今大鱼山岛）、汤山（即唐脑山岛）、东霍山（即今东福山岛）、列港（即今沥港）、西后门（即今西堠门）、大磨山（即今大猫山岛）、勃渡（即今佛渡岛）和双屿门（即双屿港）等14个地名，并有昌国千户所，昌国卫2个与舟山群岛相关，记载在象山一带的地名注记。 在明初海禁将近200年后编制的陀拉多地图中，恰恰比较准确地记载了马迹山和昌国这两个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地名。可见，生活在印度果阿的陀拉多，在对浙江省都尚不了解的情况下，通过来往海商的资料和口述，已经比较清晰地了解了舟山群岛的概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陀拉多所绘的《中国地图》也在不断地更新。在一幅绘于1580年的东亚地图上，大写的“LIAMPO”不见了，但是作为城市的“宁波”以及“杭州”依然出现在地图上。这也说明，通过不断的积累，陀拉多获得的中国资料越来越多，对中国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 （作者单位：舟山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注： 1.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86～1331 )，均为意大利传教士。 2.龚缨晏《西潮东来话浙江》，摘自石青芳《西方人眼中的浙江》，海洋出版社，2009年7月，代序第5页。 3.龚缨晏《西潮东来话浙江》，摘自石青芳《西方人眼中的浙江》，海洋出版社，2009年7月，代序第6页。 4.龚缨晏《早期欧洲地图上的宁波（下）》，宁波晚报，2008年6月29日，第A11版。 5.转引自龚缨晏《早期欧洲地图上的宁波（下）》，宁波晚报，2008年6月29日，第A11版。 （未完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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